2025年，“十四五”規劃迎來收官，“十五五”規劃謀篇布局。作為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創新實踐，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也進入了第26個年頭，并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公共產品。關鍵之年，社會信用建設中如何順應數字化和綠色化全球發展趨勢，圍繞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新質生產力補短板、鍛長板、開新局，不僅需要有效落實存量政策，更需要加大信用供給側增量改革的力度。建議從普惠信用、數字信用、生態信用三個方面發力，實現信用存量政策和增量改革疊加效應。

　　一、推進普惠信用，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民基礎

　　普惠信用體系是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彰顯，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強大正外部性的外溢，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高質量發展的標志。具體而言就是立足機會平等要求和商業可持續原則，以便捷渠道為有信用服務需求的社會各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信用服務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供給。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我國是擁有超14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國家，與人民日益增長的多元化多層次的信用服務需求相比，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在發展水平、覆蓋廣度、融合深度、銜接精度等方面仍存在顯著差距，亟待進一步優化完善。例如，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主戰場一直在城市，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相對薄弱；我國有3億多農民工、快遞小哥等“新市民群體”，難以被城市信用體系覆蓋；我國已經建成了全球覆蓋人口最多、收集信貸信息量最全的征信系統。但粗略計算，仍有6.6億自然人、0.6億經營主體處于有身份記錄、無信用記錄的征信“白戶”狀態。不但限制了其經濟參與度和金融包容度，也影響了信用建設紅利釋放和經濟整體活力。由此造成“數字鴻溝”上又疊加“信用鴻溝”，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道路上的嚴峻挑戰。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們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推進普惠信用是促進社會公平與經濟效率動態平衡的制度供給，其核心在于通過“做大信用蛋糕”擴大金融和公共服務覆蓋面，同時通過“分好信用蛋糕”實現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充分尊重“社會弱勢群體”以及“新市民群體”信用資產、信用權益，為他們提供平等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和可持續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底線要求。

　　而中國的數字普惠信用體系有移動支付、電商經濟、數字貨幣等國際領先的成熟經驗，尤其是今年橫空出世的DeepSeek，不僅成為建立公平普惠、包容性金融服務以及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公共服務的基礎設施的驅動力量，也為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國際合作提供了豐富的公共產品，促進各國發展與治理的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

　　二、創新數字信用，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

　　如果說鐵路是工業時代的基礎設施，網絡是信息時代的基礎設施，那么數字信用體系，則是數字時代的社會信任的基礎設施。數字時代，社會主體間的信任關系逐步由物理世界拓展至數字世界，亟需在傳統人際關系、制度規則的基礎上，融合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構建以數字信任為內核的新型信任體系，賦能數字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數字信用是其中重要支撐，由數字身份、區塊鏈、隱私保護等多種技術疊加，由企業“主體信用”、交易標的“物的信用”、交易環節產生的“數據信用”多種信息耦合形成的數字驅動的社會信用體系，是傳統社會信用體系的數字化轉型升級。

　　數字信用是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社會信用體系融信用理念、信用制度和信用工具于一體，兼具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雙重屬性。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既有助于釋放生產力的新動能，又有助于構建新型生產關系，是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支撐。誠信、信任水平成為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變量。社會信用管理是最早的數字經濟和經濟數字化發展領域之一。數字信用體系通過信息融合嵌入、資源導入與匹配、應用場景拓展，特別是“社會信任”“信用風險”的量化管理，加速數實融合發展，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和路徑，向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發展方式轉變，不斷釋放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

　　例如，?優化資源配置。數字信用技術能夠實現精準營銷和客戶畫像，提供個性化、差異化的金融服務和公共服務；數字普惠信用體系的融合財務數據和替代數據的優勢，形成企業“信用畫像”“信用積分”，構建政、銀、協、信、企多元增信機制，拓展“信易+”范圍、提升“信易貸”工作質效，成為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難題的關鍵。

　　三、打造生態信用，培育發展綠色新質生產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加緊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作為今年經濟工作的一項重點任務。社會信用作為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如何賦能加快推動發展方式綠色低碳轉型，加快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態信用體系的創建是大勢所趨。

　　生態信用建設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雙向奔赴。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選擇。不同于工業文明時代的產品由生產定義，生態文明時代的產品由需求定義，例如，綠色食品、碳信用等。生態信用體系的創建亦是如此，它是隨著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強大正外部性的形成，在初步解決了“人與人”信任關系的基礎上，邁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探索。

　　生態信用體系是由生態環保領域信用主體承諾，由政府、市場和平臺背書增信形成的生態資源保護、生態價值實現、生態環境治理等系列生態信用機制安排和政策供給。隨著央行等四部門《關于發揮綠色金融作用 服務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的印發，“生態信用”首次進入國家政策的工具箱。在金融場景中，生態信用體系成為綠色金融、轉型金融以及碳金融的基礎設施。將有效促進生態環境負外部性內部化，有效防范“漂綠”“洗綠”現象；在經濟場景中，生態信用體系將在促進生態價值實現機制和降低綠色溢價等方面發揮“加速器”的作用。以生態信用賬戶作抓手將企業和居民的減碳行為量化成為“低碳權益”，加速推動形成“排碳有成本，減碳有收益”的社會理念和市場機制，以經濟發展“含綠量”提升經濟增長“含金量”；在社會和國際場景中，生態信用賬戶進入政策工具箱，有效推動“綠色低碳全民行動”、綠色“一帶一路”倡議行動，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斷拓展實現“兩山理論”和“雙碳目標”中的應用場景，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作者：薛方，首都師范大學信用立法中心研究員、北京信用學會副秘書長兼生態信用專委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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