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網北京1月15日電 1月14日，圍繞“踔厲奮發 共贏未來”主題，2023年中宏觀察家迎春座談會圓滿召開。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許正中教授應邀出席論壇并作主題發言。

　　以下是許正中發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當代最大的時代變遷是人類到了告別工業文明，全面向數字文明轉型的臨界期，這需要我們共產黨人要勇于胸懷天下，敢于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數字經濟意義重大，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他強調“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有利于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有利于推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有利于推動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由此可見，以數字中國戰略引領新一輪全球化，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必由之路。

　　第一，數字中國戰略為處于新十字路口的世界提供一個明確的指向。

　　新冠疫情讓數字文明提前了30年到來，俄烏戰爭又使數字文明至少提前了50年。站在未來謀劃發展已成為政治家、戰略家和經濟學家、企業家以及普通百姓生產生活的新常態，以排山倒海之勢引發世界之變、時代之變和歷史之變。最為重要的是技術革命的井噴，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3D打印、元宇宙等一系列數字技術一方面不斷地顛覆世界的發展邏輯，另一方面這些技術之間也相互浸透、相互賦能、相互顛覆，技術突破的速度和新技術產業化的濃度成為國家和地區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和關鍵動力。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數字科技生態的改變使得數字新產業呈現出越來越多的類腦特征，正在徹底改變著經濟社會運行的底層邏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數字技術通過數據驅動、軟件定義、平臺支撐、服務增值、智能主導，推動生產主體、生產對象、生產工具、生產方式和生產地點的全方位變革，帶來相互賦能的共生、共榮、共享、共富的新現象，推動產業類腦型集群式的突破以及疊加式和交互式的發展。以俄烏戰爭為例，工業文明的鋼鐵洪流的陣地戰遭遇了數字文明的軍民融合的游擊戰的沉重打擊，由此推動世界格局從地緣帝國向科技帝國轉變。

　　第二，清晰判斷發展數字經濟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數字這一關鍵生產要素像水一樣具有全領域全層面的浸透性。那些基于平面競爭的工業思維模式均面臨顛覆式挑戰。在國內層面，新發展階段中國經濟面臨巨大挑戰。中國的“三卡”問題最為突出，一是“卡脖子”，即缺乏高端專用芯片等關鍵核心技術；二是“卡腦子”，即基礎科學和共性技術發展滯后；三是“卡嗓子”，即缺乏國際話語權。同時，中國還面臨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高福利陷阱和高等收入陷阱等一系列挑戰。為了突破這些發展瓶頸，促進中國經濟可持續性永續性發展，關鍵在于加快推進數字中國戰略。根據研究，城市化可以使人均GDP增長至2萬美元，目前中國人均GDP超過了1.2萬美元，能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有限，需要尋求新領域。據研究，中國個人擁有的數據，其價值大約人均2萬美元，發展數字經濟，可以將這一價值釋放，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新空間。在國際層面，從中美貿易沖突到俄烏戰爭，地緣政治需要正在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組，經濟效率將不再是貿易和投資關系的唯一驅動力，安全因素對于全球經濟布局的重要性顯著提升。2022年4月歐洲中央銀行行長拉加德在彼得森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公開演講中說，“這場戰爭可能對歐洲和其他地區也是一個轉折點，它使得供應商國家所屬的聯盟變得更加重要。國際公司仍將面臨著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組織生產的強烈動機，但地緣政治的需要可能會限制他們這樣做的（地域）范圍。”2022年4月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在大西洋理事會公開演講中說，“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實現自由但安全的貿易”“將經濟問題與包括國家安全在內的更廣泛的國家利益考慮分開，將越來越困難”。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和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同時，數字技術正在帶來新一輪沉浸嵌入式的全球化。新一輪全球化呼喚世界性的公共產品，要求將傳統的基礎設施數字化，同時要鋪設技術性基礎設施、制度性基礎設施和安全性基礎設施，以構建萬物互聯的智能世界。在這一背景下，創新生態系統成為全球競爭新的著力點。曾擔任過美國副國務卿的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理查德·庫珀提出，“創新和技術進步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取得了較大的技術進步，但是還沒有形成促進創新的文化和制度環境。”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完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機制，走出一條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政策鏈、資金鏈深度融合的路子。”

　　第三，引育全球現代化產業體系，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所以，這些觀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生產力的增長、社會關系的破壞、觀念的形成都是不斷運動的，只有運動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滯不動的。”在數字時代，中國應該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做出貢獻。首先，堅持高水平開放，擴大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等制度性開放制度。開放是中國經濟發展和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需要與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進行對接，提高在國際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和話語權，推行、維護和運營新的國際規則，推動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的“三零”開放。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是數字中國建設的巨大優勢。梅特卡夫定律表明，網絡平臺的價值與互聯網的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當前美國的移動終端數量僅僅不到4億，中國則高達12億，具有明顯的規模優勢，因此擴大中國市場的對外開放將為各國和世界經濟增長開辟更多空間。其次，構建域外治理體系。提升制度建設水平是推動中國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核心，產權、知權、股權、資權和稅權五權聯動滲透形成的制度工具將成為構建域外治理的基礎設施體系。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倡導競合多贏的中國方案，引領創制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的新型全球發展環境。最后，引育全球現代化產業體系。布局0-1-100-10000的產業體系，搭建產業鏈、創新鏈相互聯動的雙鏈條，實現重大的產業發展和重大的技術突破，打造高技術集合型的產業集群融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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