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網北京3月21日電 （記者 王鏡榕 視頻報道 游心如）在2024年全國兩會勝利召開，學習貫徹兩會精神之際，“中宏論壇——攜手高校 中宏觀察家面對面（清華篇）”網絡直播活動，于3月20日下午在清華大學未來媒體實驗室舉行。

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原副院長劉大成。 中宏網記者 康書源攝

　　聚焦“以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主題，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原副院長、中國指揮與控制學會智慧物流與供應鏈管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劉大成應邀出席論壇并接受現場訪談。

　　以下是劉大成的現場訪談：

中國制造、數字化轉型關鍵之役

　　中宏網記者：發展新質生產力，我們還存在很多的短板。短板背后昭示我們仍需要全面深化改革，請問您怎么看發展新質生產力面臨的瓶頸或者短板？

　　劉大成：我剛帶隊從德國海外移動課堂回來，其中參觀的企業既包括全球聞名的位于德國漢堡的空中客車工廠，也包括只有業內知曉“小而美”的隱形冠軍企業——黑森州富爾達。空客現在已有的訂單就超過8000架飛機，覆蓋了未來10年的生產任務。在現場交流中發現，一是產品的技術壁壘很高，二是勞動者的生產負荷很低，三是企業的利潤非常高；而富爾達的特點則是與全球頭部企業的客戶有長期穩定可靠且利潤持續提升。

　　我的感受，德國制造業有兩點和我們的“中國制造”非常不同。第一是在產品質量和品牌上孜孜以求，追求長期效應。有一個詞匯叫“德國制造（Made in Germany）”，從近似侮辱性到極有榮譽性。因為英國國王是德國裔，所以在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麥的請求下，因為工業革命而成為全球經濟領袖的英國人幫助德國建了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園區魯爾工業區，但當時經濟落后的德國并沒有足夠的消費市場消化“德國制造”商品，只能又賣回給具有消費能力的英國，但英國從市場經濟角度要求德國商品必須注明“Made in Germany”，相當于是明碼標價的“質價雙低”；但是100多年過去，德國人孜孜以求，占德國出口26%的全球隱形冠軍就高達1307個，超過了全球50%以上。許多歷經百年的家族式企業對產品質量和企業品牌孜孜以求，特別是從“產品是生產出來的”逐步過渡到“產品是檢驗出來的”、“產品是設計出來的”，不斷向技術使能、科學使能提升，而且讓設備、車間和企業與勞動者相適應，達到以人為本的制造體系，占據全球制造業的高端位勢。

　　第二是在企業數字化轉型和數字化技術應用方面上孜孜以求。大家都知道工業4.0和其中最核心的賽博物理系統CPS都是德國人提出來的，但可能并不知道提出的背景。1985年美國DARPA計劃讓里海大學艾柯卡研究所做敏捷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的研究，三年后的研究成果包括虛擬企業，實質上就是“互聯網+制造”，美國政府希望在制造業的微笑曲線里不僅占據投資、市場和品牌而獲得商品中最大利潤份額，還期待通過“互聯網+制造”把制造業的核心數據拿到手里，現在我們都了解了數據的價值。當時的德國制造在網絡數據上具有兩方面的優勢，一是西門子的工控機可以最低成本最高效率采集設備和生產底層數據，二是覆蓋企業生產管理全過程的全球最大的ERP公司就是德國的SAP公司，ERP覆蓋了企業生產中的主生產計劃MPS、物料資源規劃MRP、制造資源計劃MRP-II等所有的運營管理體系及其數據。德國首相默克爾及時發現到這一點，并要求以西門子、SAP兩家企業聯合弗勞恩霍夫研究所（Fraunhofer-Gesellschaft）、斯圖加特大學、亞琛工業大學等學術組織共同為德國中小企業打造一個以數據驅動的、未來數據互通和數據場景變現的基于賽博物理系統的工業4.0標準和體系。這次我們參訪的多家企業都在規劃和運用全球最先進的數字化黑科技技術或產品。

　　這是因為如此，我們可以看到，自歐盟成立之后，歐洲幾乎所有的優勢要素稟賦都突破了原來的國界障礙、貨幣障礙而匯集到原本二戰戰敗的德國，形成了全要素生產率的超大幅度提升，也將歐盟其他國家原本具有的“比較優勢”歸于無形。

　　回到咱們“中國制造”。應該說“中國制造”在全球低中端制造業市場中依舊具有強優競爭力，但外部形勢卻發生了巨變。中國經濟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商品嚴重匱乏、供不應求已經逐步轉變為供過于求、供嚴重大于求的形勢。“中國制造”的全球領先應主要歸功于渴望全球化市場的中國進入WTO，2001年，中國GDP為1.33萬億美元，占全球GDP比重僅為4.02%，進出口貿易總額占中國GDP的38.35%，出口占4.04%；到了2006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占GDP的64.24%，出口占35.36%，達到歷史頂峰，而后便掉頭向下；2007年，中國GDP超過德國，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但近年來中國進出口貿易額一直在占GDP的33%左右徘徊，“中國制造”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產能過剩。以鞋業為例，全球80億人，2022年中國鞋業產量是135億雙，但產能可以高達200億雙；更不用說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和風電設備，都屬于嚴重產能過剩的行業，中國制造和中國經濟都面臨一個全新的轉型要求，如何調動國際國內消費，如何面向全球市場，如何引導中國消費，都成為新時代的課題。

　　另外我們面臨的就是全球數字化技術日新月異發展的壓力。通過物聯網、窄帶物聯網等新型感知可以拿到海量數據，共享單車和小區門禁讓我們深刻體驗到物聯網的力量；而云計算才能把感知的海量數據變成了大數據，2002年亞馬遜公司推出的AWS帶動了全球云計算，由此推動了大數據，由大數據組成的數據要素變成新的生產資料；如此海量的大數據處理需要更強大而日新月異的算力，2021年，谷歌公司推出的D-Wave2X量子將當時的計算速度提高到原有CPU的1億倍；2022年9月30日，特斯拉公司推出的擎天柱機器人的每個關節的控制器Dojo1都有1500個D1并聯計算，算力高達9PFLOPs；2024年3月18日英偉達公司的GTC2024大會又把GPU芯片A100提高到B200，算力達到1300個AITOPs，相當于每秒處理萬億次計算，算力成為一種新的生產力；而人工智能在算力支持下，形成了超越以往的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在Chat-GPT之后，各公司陸續推出Grok、Gemini、Sora和GPT5等等，且已經能夠在文字、聲音和視頻的多模態自然語言理解上全面超過人類專家，未來的通用人工智能AGI指日可待，新生產力和人工智能推動了新的生產關系，在這個工業革命之后最大的智慧革命時代，“中國制造”和中國制造的數字化轉型怎么辦？這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

精準施策發展新質生產力

　　中宏網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那么，如何準確地理解因地制宜？如何精準地施策做到因地制宜？

　　劉大成：我們的產業結構與資源結構、要素稟賦是完全不重合且不一樣的，這與我們的外部環境變化休戚相關。在過去百年的建國前軍閥工業時代和建國后，改革開放前的國防工業時代，都是以東北和東北輻射的國防三線建設企業為核心，是以1904年到1916年的俄羅斯遠東大鐵路構建了歐亞大陸經濟發展和要素稟賦匯集所誕生的工業產業結構，東北地區成為歐亞大陸的商貿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三線建設則是將東北的要素稟賦在國家統一布局規劃統籌實施下進行的輻射。

　　改革開放重新打開國門后，發現世界商貿和物流通道發生了巨變，1956-1965年國際標準集裝箱及其多式聯運的發明和發展，推動了海運船舶從5000噸載重躍升到了5萬噸、10萬噸、20萬噸、30萬噸直到40萬噸載重，中國對外通道從俄羅斯遠東鐵路轉移到海運港口，特別是東南沿海港口，改革開放最早的區域屬于珠三角和長三角，并逐步承接了亞洲四小龍的制造業轉移。

　　珠三角和長三角的“中國制造”如何形成的呢？1998年到2001年我給當時號稱“天下第一縣”的順德市（縣級市）政府做科技顧問，“廣東起步在順德”，而我了解到順德的起步就是因為當年順德人逃到香港人數最多，改革開放后回來順德，他們了解英美法系及其相應的市場商業規則，順德制造由此開始；而江蘇省的起步一是因為鄉鎮企業與上海市“星期天工程師”的疊加效應，更是因為1993年中國開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與新加坡共建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全國僅有的工業電力基本上都給了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從而帶動和輻射周邊鄉鎮企業產生了江蘇產業集群；而后隨著中國經濟和“中國制造”的發展壯大，浙江省因為“放水養魚”而形成的大大小小的產業集群。中國經濟和中國制造的發展，既有歷史要素，又有它本身面向全球化市場而形成的要素稟賦生長過程，因此，各區域各行業需要因地制宜地發揮優勢，抑制劣勢，協同互補，錯位發展。

　　現在我們看到，中國制造業蓬勃發展，特別在各地政府從產業集群1.0到產業集群2.0、產業集群3.0和面向產業集群4.0的政策支撐帶動下，“中國制造”已經具備了全球化市場中強大的競爭力。但我們現在也面臨特別強的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風險，其實，產業鏈生態是經濟學的概念，供應鏈是管理學的概念，產業鏈供應鏈就是把經濟學與管理學融合一體，面向全球化競爭和“逆全球化”思潮。可以看到“中國制造”在面向低中端市場的全球化競爭時，實質上是有優勢的。首先是中國“內循環”是可能的，由于幅員遼闊，東南沿海-中部-西部相距1000-2000公里，要素稟賦不同，勞動力價格梯次差異大，經濟區域體可以自成循環，由于東南沿海地區勞動力逐年上漲，當下投入產出回報率最高的是以長沙-鄭州-武漢-鄭州-西安-重慶-成都為新產業核心軸區域的，其投資回報率已經超過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和杭州、蘇州等明星城市，為什么呢？這就是產業集群的轉移。

　　其次，“內循環”絕對不能代替“外循環”，全球化是中國制造的競爭優勢根本，中國目前的產業結構依然是“兩頭在外，中間生產”，極端地說還是加工為主，中國消費多來自于中國制造，我們決不能自己關門。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我覺得這是必要的。就是不僅看到現有要素稟賦，還要看到產業結構轉移以及未來發展趨勢。中國與全球一樣，我們可以看到歐美發達國家，它是作為消費所在和技術創新地所在，中國等許多國家是作為先進制造地所在，還有像非洲、南美、東歐、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他們是作為資源的核心方。消費-生產-資源區域能夠形成全球整個的產業鏈生態，中國幅員遼闊，收入的地勢差、消費的地勢差和勞動力的地勢差都大，中國的消費-生產-資源區域也同樣是中國產業鏈生態，更是全球產業鏈生態的補充，這種因地制宜是必要的。

自覺承擔大眾傳播時代的學者責任

　　中宏網記者：對于大學學者來說，如何發揮大眾傳媒的渠道和公眾進行公共話題的交流和溝通，您對此有何心得或建議？

　　劉大成：對于大眾傳媒，我挺注重的，2016年到2018年，我和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社和新華社客戶端簽約，每周一期個人物流評論專欄，三年累計閱讀量達到了7.16億人次，可以說個人對大眾媒體的感知有一定的發言權。但是，我要重點說的是，現在是一個“媒體平權時代”。歷史上，當歐洲的活字印刷術和紙張出現后，天主教以羊皮卷上的圣經所壟斷的宗教解釋就被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替代了，教徒們因為紙質印刷的圣經價格便宜而人手一本，自然就會產生不同的解讀；當1810年“現代大學之母”柏林（洪堡）大學出現后，百年的普及教育使得德國平民開始能讀懂文章。而現在，由于智慧手機和短視頻的普及，需要閱讀能力的文字讓位于可以無需任何知識儲備的短視頻，網紅成為媒體平權主義最大的獲益者，而且越來越強大的人工智能技術助力信息“繭房”的生長，高額經濟回報又帶來越來越多的網紅投身其中，但眼球和需求的引導至關重要，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具有更多知識和更強文化的大學學者也應該更好去在“媒體平權時代”發出科學的聲音，對社會發展應有更好的引導。

　　大學學者想要起到引導的作用，也要了解我們的受眾基數。從國內收入和教育程度來看，如果用人數去疊加的時候，會發現平權時代的媒體導向與傳統的媒體恰巧相反，這就考驗學者們的智慧，一是要接受這種平權，二是要在平權時代做出精品。

　　未來誰能抓住人們思想，或者說當人的靈魂走得慢了，如何能追得上時代的步伐，這實際上就是學者如何通過平權媒體爭奪平民的眼球。感謝中宏網一直在做這件事情，讓人們去更深入理解國家政策，理解世界未來的走向，科技未來的走向和我們未來的發展，我覺得這可能是大學學者應該擔當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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